■柳五

　　新春伊始，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中国很多省市爆出“招工难”，企业手握出口订单却招不到人，“缺工”、“抢人”成了节后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呼吁要以“情”留人，增强外来务工者归属感。而“新生代农民工”也要摆正就业观，多管齐下缓解逐步蔓延的“用工荒”。（3月7日中国新闻网）

　　以“情”留人，说得不错，但是能否留得住，也得看这个“情”是真情还是临时抱佛脚。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很早就走出了农村，基本没有种田和从事其他农业生产的经历，所以打工如同宿命一般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由于相对的文化优势，更强的主体意识，更广泛的权利诉求，生活方式也从过去的生存型、节约型和单身型转向发展型、消费型和家庭型……使他们成为一群有着农民身份，但是已经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内涵的没有市民身份的“城里人”。

　　但是，在变化之中也有着变化很小甚至没有改变之处，就是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的属性和社会地位，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横向对比与参照中，依然处于城市的边缘、社会的底层。同时还有流动性的生活状态，一是表现在职业形态的不固定，二是居无定所，没有归属感，至少在目前情况下，以城市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言，无论是最低的房价还是生活必需的费用，对于他们微薄的收入来说，都无法支撑他们基本的尊严和相对体面的生活。

　　农民工进城的另一个侧面，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支撑的，二者相互依托，是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形态和解决人口转移问题的必经之路。而无论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还是工业化本身，都需要符合现代职业要求的产业工人，但是很明显，前述农民工的流动性，不利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也阻碍了他们成为现代经济体制下熟练的产业工人，当然也就制约了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要让农民工稳定下来，致力于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强化职业特征，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的处境，给他们以归宿感，满足他们的基本诉求。这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平权的问题，有了与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的身份和权利，也就意味着社会有了可以均衡发展的可能。

　　在均衡发展的状态下，每一个阶层都拥有相对于其他阶层的绝对优势，以制约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个阶层，从而保证自己的相对利益最大化。一旦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市民，就意味着他们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可或缺，所以他们也就摆脱了在身份和权利上与城市和工业化相断裂的状态，获得了依靠自身优势与社会对话，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要实现这种状态，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单纯指望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改进来完成，必须结合政府的积极管理和有效引导才行。具体而言，一是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破除农民工身份转变和平权的制度性障碍；二是针对城乡的巨大落差和断裂的现实，为农民工进入城市提供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通过积极的教育培训、政策倾斜、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水到渠成地实现由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