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负责人声称，为了打击或者遏制极个别媒体有意误导人民，传播错误信息，要加强对传播的监控，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将建立黑名单。（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11版）

　　不能否认，一些媒体在报道时的确缺乏自我“把关”的能力，这不仅没有解公众知情之渴，而且让公众更加云里雾里。毫无疑问，这些只会在舆论风浪中借机炒作的媒体需要管理，这种管理有助于一些媒体回归理性，成为社会的真正守望者。但是，由于媒体背后站着公众，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对应的是公众的知情权，这种管理又应该适当，一旦这个管理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就可能对公众的利益产生影响。比如，作为报道对象就不宜以建立黑名单的方式应对媒体的报道，哪怕是不实的报道。

　　这是因为，黑名单的建立不符合现代舆论引导的理念，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有效的舆论引导其实就是信息的对称——把真相告诉人们，把真相更完整地告诉人们。只要保证自己传播的是真相，则谎言和污蔑就会在真相面前现出原形。这就是真相的力量，也是传播的力量。如果能够做到信息的广泛传播，其实有没有黑名单根本不重要。

　　而且，黑名单的建立容易制造传播者与公众知情之间的紧张。明明，建立黑名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别无良的媒体和记者误导公众，但奇怪的是，那些跟帖者却对此并不领情。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人是缺少理性的，他们同情那些误导自己的媒体和记者，而是他们觉得这种黑名单的确立可能造成公众知情权的受损。因为，知情权是在信息公开时才有保证的，如果以误导公众为由设立黑名单，这个黑名单是否会不断扩大，是否会因为随意影响到公众的知情？他们对此有所担忧。比较而言，人们更相信信息公开能够带来知情权的实现。这其实是一个传播的常识。

　　事实上，以黑名单的方式防止媒体和记者的误导也是不太可能的。在一个信息来源广泛的社会，这些媒体和记者即使被列入黑名单中，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相应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的成本根本不会增加多少。同时，这种间接获得信息的方式反而容易产生更多的“噪音”——因为信息流转和选择性解读，而产生的不实信息。此时，黑名单的建立不仅可能没有成为保护好公众传播的“铁布衫”，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误解和对立。这一点显然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和面对的。

　　在信息过载时，信息传播的过程难免鱼龙混杂。对于这样的现象需要警惕，但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公众是具有判断能力的，只要信息的传播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只要那些权威的声音不会缺席，人们在信息公开的市场中，就能够去伪存真，发现真相。当然，对于那些习惯性误导公众的媒体和记者也需要严肃处理，这种处理虽然不宜以黑名单的方式进行，但也应该严惩不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