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长沙王陵墓群价值探析

　　龙耀华 徐路

　　文物价值在历史文化遗产领域既指遗产本身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内在属性，也包括其对当代社会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外在作用。汉代长沙王陵墓群作为汉长沙国历史的直接物质载体，其价值贯穿历史存续、政治制度、建造工艺、文化融合、精神传承等多个维度，是研究汉代南方历史文化、政治格局与社会风貌的重要遗存，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长沙王陵墓群是目前已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诸侯王陵寝遗址，全方位展现了汉长沙国的历史地位与时代特征，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价值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汉诸侯王陵寝制度的完整样本。构成上，涵盖王陵、后陵、陪葬墓、祭祀坑、陵寝建筑遗址等全部要素，“黄肠题凑”墓的集中发现更是诸侯王最高丧葬规格的直接体现，系统呈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体系。时间上，从西汉早期延续至晚期，完整反映墓葬制度从楚制到汉制的演变轨迹，填补汉代南方诸侯丧葬制度研究空白。布局上，沿湘江西岸丘陵带有序分布，与都城临湘形成王陵拱卫都城的空间格局，印证西汉诸侯国都城、王陵的政治地理体系，为研究汉代地方政权结构提供立体实证。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承载的精神内核与湖湘文化特质一脉相承：长沙王吴臣诱杀英布、平定叛乱，维护汉朝统一，被太史公列为诸侯拥护中央的典型。长沙王太傅贾谊虽被贬，仍写下《治安策》《吊屈原赋》。从吴芮忠其定著令的赤诚，到刘发筑台望母的孝行，再到贾谊安邦定国的担当，这些历史史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素材。

　　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见证。陵墓群是西汉中原文化与楚、越文化交流融合的物质载体，早期墓葬中楚式漆器浪漫纹饰（如云气纹、凤鸟纹）与越式青铜兵器并存，中期融入汉式礼器（鼎、壶、钫）与服饰制度，晚期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兼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生动呈现了楚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墓中出土的水晶珠、玛瑙珠等非湖南本地珠饰，与广州、合浦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同类文物材质相似，结合《汉书·地理志》记载，佐证长沙国通过湘江、珠江水系参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印证其南方文化枢纽地位，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路径和演进格局。

　　四是汉代政治制度演变的鲜活标本。汉长沙国完整经历汉代“郡国并行制”从分权到集权的演变，吴氏长沙国时期诸侯王享有较高自主权，可自行任免官员、组建地方军队，需奉汉法，体现制度初期“分权维稳”特点。郡国并行制的利弊也从长沙国发展中显现：优势是初期稳定南方边疆、减轻中央军事压力，弊端是诸侯王权扩张可能引发中央与地方矛盾，为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埋下伏笔。刘氏长沙国时期，“推恩令”推行使诸侯王权削弱，封国行政权归中央委派官吏，成为制度向“集权统一”演变的缩影。

　　五是建造工艺与生态价值突出体现。建造上，选址极具智慧，均分布于湘江二级台地，兼顾地势平坦、防风防潮与“背山面水”的理念；墓葬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防腐密封技术成熟，墓坑底部与四周铺木炭吸潮、外侧裹白膏泥隔水、再以夯土夯实形成三重防护；棺椁多采用楠木等硬木，以榫卯结构拼接，部分表面涂漆提升防腐效果，展现汉代精湛木工与漆艺水平。生态上，陵墓群所在区域生态禀赋优异，植物种类超400种、动物种类超100种，其中国家“三有”保护动物47种，自然环境与历史遗存相映成趣。

　　对汉代长沙王陵墓群的价值挖掘与保护利用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进一步探明未发掘陵墓的分布与保存状况，加快考古调勘与发掘，用更多的文物实证彰显长沙“楚汉名城”的历史底蕴，擦亮长沙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基因与底色。二是依托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城中村有机更新，谋划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国际化新城融合的汉长沙国文旅新城，打造标杆。三是建设“文化传承为脉、现代元素相佐，空间复合利用、功能多元集成，自然景观融合、生态美学彰显，公共空间营造、社交活力激发，智能科技加持、便捷体验升级，品牌形象塑造、个性标识凸显”的汉长沙国文化创意特区，为擦亮“三张文化名片”，促进“两个融合”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单位：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本文系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世文献中的汉长沙国史料整理研究”（2025CSSKKT24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专项课题“文旅融合背景下湖南考古遗址公园发展路径研究”（XSPWL25YB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