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与别离——追忆作家周子龙

　  　李武

　　前年年前，晚饭后我与市作协的几个人七弯八拐来到西湖山脚下的一个养老院，前台接待稍作问询便把我们带到了位于顶楼的周子龙所住的房间，一边服侍的妇人见我们的到来立马起身，夜色停留在窗台边，环顾几个平方的房间，一柜一床一桌一椅，一边还剩一张客用的椅子便别无其他。我们的突然到访他有些措手不及也有些激动，特别是看到我之后，扬起手指着我讲这么多年没看见，原来你还是这个样子，意识较为模糊的他看到我还是认出了我，可以看出他非常兴奋，见到故人到来的那种亲切。作协主席跟他坐在一起慢慢聊着，他侧耳听着，尽管回复有些缓慢，比较吃力地在大脑里过滤一些问话，最终还是回答了一些问题。

　　应该是我刚步入社会就认识了他，坊间流行喊他周公，我也就跟着喊，年轻气盛无拘无束，更不存在有什么顾虑，就写了一篇《话周公》发在当地的日报上，后来又被他收在一本叫《刀郎舞》的集子里。这个短文曾一度被他喜欢，认为我写出了他的整个人的概貌和经历，曾拿着发在日报上的文章到处奔走相告熟人，生怕别人错过了这篇文章。

　　那时年少轻狂不谙世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写的文章就无比羡慕，又一篇一篇剪下来粘贴在本子上做了一个他作品的剪报本，每次见到他就第一时间跟他说我又看了他哪篇新作，把某些文章里的细节复述一遍给他听，他很满足地听着笑着，把我视为知己，他把我对他文章的理解看得很重。我多次问他在新疆的一些经历，多次问起新疆的一些风情，比如他文章里经常出现的两个词“马奶子”和“马奶酒”的来源，一些舞蹈的来源，他每次都会如数家珍般把这些和盘托出不漏掉一点细节告诉你，对于囿于小县城的我来说，听了这些就会在内心向往，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充满幻想的地方。每次讲起这些他都会手舞足蹈，眼神里充满了他在新疆生活的那段经历的回味，他说年轻多好啊，什么都是美好的。

　　那些年其实跟他面见的次数并不多，印象深刻的是他总把手写的诗歌拿给我看，然后问我哪里需要修改。以我那时的水准，哪有提意见的能力，每次他改一个词或一个字都谨小慎微又字斟句酌，生怕表达不准确，生怕给读者带来负担，他的意思是力求准确通俗的同时还要有美感，还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里面。这是他退休后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他把他生活在新疆的那些年的生活不断揉碎不断过滤不断推翻重来后付诸笔端。每次见他，他早已在街头的某个转角处，我们就站在车水马龙的市井高声讨论文学，他总喜欢用右手遮住嘴巴，生怕唾沫飞扬。大汗淋漓的夏天，他一身短衣短裤配着一双穿有丝光袜的凉鞋，看到我在不远处就朝着我挥手，疾驰而过的车也没能挡住他的那份热情，见到我后他把手里的几页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在照顾老伴的间隙写出来的，我看到稿纸中间还有一滴油的印子，印子已渗透到了下一页稿纸上，他说很满意的一组诗，你给我看看。就是这么一个人，都不喊周老师，周公这两个字便在坊间叫开了，似乎只是因为他姓周便都喊他周公，我也就顺着大家的意思喊上了。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试着写了一些短文，偶有习作见于报端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每次他都说已看到了，分析我文章的长处和不足，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也就是这段时间，在他的指引下，我慢慢爬进了文学创作这扇门。

　　位于东街口的原老十五中被一家房产商收购，他的那套单位的房子也正在拆迁，他在一次电话里说要在外面先租房住几年。迫于生计，他在外面租房住的这几年我疏于跟他联系，偶尔也会间接打听他的情况，前几年得知患病多年的老伴去世，又得知拆迁后分的新房给了他的一个儿子，自己另外租了一个住所，据说在一个很不方便的七弯八拐的巷子里的尽头，有几次朋友执意要送他到楼下都被他拒绝，说懒得麻烦，说巷子里不好会车的同时更不好掉头，他还是那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周公，还是那个处处替别人着想的周公。

　　什么时候搬到位于西湖山脚下的养老院的我不得而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虽然认得出我，神志再也没有之前那些年清晰，作协主席问他还有没有写作，还有没有读书，他直摇头，我环顾房间四周，没有看到书本，没有看到纸和笔，很想问他之前的那些藏书都去了哪，很想问他写的那些诗和散文去了哪，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面对一个神志不太清晰的他，这些问题实是在为难他，我也不想勾起他的对读书和写作的回忆，或许这类似于揭开伤疤撒盐。

　　那天我们起身离开他房间的时候，他起身送我们到了楼梯间，一直踮着脚挥手目送我们下楼梯，我回望着他，他一直在看着我们离开，直到我坐进车内，打开窗户望着整栋养老院的时候，夜色慢慢深了，灯在渐次熄灭。

　　直到那天在群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丝毫没有震惊，但内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所有跟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就在这时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