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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堵墙一直站着

      沐刃

      这半堵墙其实早已不存在,可不知为何,它总是固执地站在我脑海里。

      或许是因为,以前它是整个湾村的核心空间正厅(读作“羌”)屋的重要支撑,而这正厅屋曾经是洪久坳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地。

      又或许是因为,小时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堵墙的全貌,而随着中炎、元成家搬走,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正厅屋屋顶和墙体坍塌后,这墙垛最终以粗粝、开坼甚至带着疤痕的原貌呈现在眼前,让人心生诧异而记忆格外深刻。

      这堵墙的东侧(即右手边),就是我爷爷毓林公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那一间半瓦房。这堵墙的左侧,从濒临门口塘这边往里数的话,依次是肆秋、毓安奶奶、中开和中生(后来是中荣)家,但如今,这一排瓦房早就全部空置,成为一间间令人触目惊心的标本。

      其实,是随着忠字辈、瑞字辈另立门户、纷纷自建楼房时不自觉地外迁,曾经的湾村中心反倒成了边缘,这或许印证了一点:没有永远的中心,也没有恒定的边缘,所谓中心与边缘,大抵都是暂时或相对的。

      从我记事起,这正厅屋及两边的瓦房,住着毓凤爷一大家子。晚上厚重的大门一关,这正厅屋是谁也进不去的。只有大门右侧角落下那个门洞,猫啊狗啊,可以自由通行。

      这堵墙是不是洪久坳最早的一堵墙,现在已经无法找人求证。但它牢牢支撑起的正厅屋是洪久坳最醒目而无可替代的建筑,进大门后正对面那墙上,庄严摆放着祖宗牌位,小时候我有几分惧怕。牌位下面有一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是为逢年过节时敬祭先祖的供桌,上面放有香炉和油灯。

      这堵墙是个木讷却刚强的人,从不多嘴,心里却都清楚得很。

      但逢湾村迎娶新人,在吉日的前一天,他就看见,事主家在正厅屋大门前门匾上张贴大红纸写就的“鸾凤和鸣”,以及两侧圆柱上的喜联“钟鼓乐之,乾坤定矣”。至于新婚宴席的香气四溢,主妇们吃席时围桌分菜的微妙与平衡,上正菜时炸响的鞭炮、礼花……他全都“打包”存档。颇为遗憾的是,2000年正月我们结婚时,这正厅屋已不存在了。

      而当洪久坳有老人故去,这正厅屋大门前会贴上白纸黑字的“当大事”,以及“名留后世,德及乡邻”之类的丧联。当然,他也见过亡者亲友的嚎啕大哭,或呜咽悲切;法师们几乎彻夜不休地敲锣打鼓,“装粮”盖棺……

      他记得立夏时,我母亲煮好一大锅立夏粥,然后吩咐我一碗碗送上门,分享给邻里、伯婶;他记得七月半时,各家主妇们心怀虔敬按时端上的供奉,口中念念有词的祈祷……

      他听到过对面塘角上站立的满英拍着大腿,持续一两天的犀利“村骂”;他听到过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听到过孩子溺亡时家长的呼天抢地……

      在洪久坳,墙与墙之间的关联,其实是邻里关系是否融洽的一种表征。于是,有的墙是共一个墙垛,有的墙则是各砌各的墙。

      正厅屋留下的这堵墙,当只剩下半个垛子,把私密全都敞开,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尊严。因为,已经没人在乎了。不过,即使如此,这墙也是一种权利的宣示,不容他人置喙,更不能被轻易夺取。毕竟,即使身处乡野,那些老一辈绵延下来的既定法则与乡村伦理,依旧有着清晰的边界感及强大的约束力。

      分家后多年,大哥在小学那边建了新房,立起了自家的墙垛;大约2008年,二哥家的三层楼房在我爷爷亲手建造的一间半房地基上新建起来。而门口塘的外侧,如今已经全部被房屋占据,最令人难受的是,这池塘的面积已缩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水早已是死水一潭。

      在洪久坳,每堵墙其实都是一个象征,一个男人或者家庭在大地上站立起来的标志,前提是艰辛劳作、点滴积攒,并始终心怀期待。一旦张好线,打好地基,从地面上构筑起来,这堵墙从此对主人不离不弃,不管他富或贫,健或病,儿孙满堂或孤苦伶仃……

      墙体本身是一枚标签,它以地基与朝向标注着清晰、笃定的时空关系,以及村民与田地的日夜厮守——相互滋养、相互支撑与相互包容。当然,它也通晓洪久坳各家各户间的明争暗斗与彼此较劲。

      这始终令人牵挂的半堵墙,如今要“新生”了——乡邻们合计多年之后,趁着前些年进账一笔数目不小的征地补偿款,想要重建正厅屋。

      这墙当然已经不是当年那堵墙,可是,这新墙在扎根之时,肯定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或拜托土地爷?)禀告前任:这片土地上的日子已经刷新,乡亲们的心又拧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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